1997年，科幻電影《千鈞一髮》（Gattaca）上映，將「設計嬰兒」（Designer Baby）這個概念帶入大眾視野，挑戰了人們長久以來對生命誕生的傳統信念——孩子應是愛情與機緣交織下自然孕育的結晶，而非經過精密規劃與挑選的產物。
近三十年來，基因體科學突飛猛進，昔日看似遙不可及的科幻想像，如今已逐漸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。DNA定序與基因編輯技術不僅速度大幅提升，成本也持續下降。由於基因體是建構人體生命藍圖的根本依據，人類已逐步具備干預這張生命藍圖的能力，也因此引發一個耐人深思的問題：有哪一位父母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生命起跑點便擁有最好的先天條件？
事實上，人類試圖影響下一代特質的願望，並非現代才有的構想。早在兩千多年前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便在《理想國》中提出由國家主導婚配與繁殖，以培育理想公民的構想。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社會裡，媒婆（Meipo）講究「門當戶對」，促成社會地位相近家族之間的婚姻；印度則透過嚴格的種姓制度，限制不同階層之間的通婚。這些制度雖然形式不同，其共同目的都是希望透過婚配方式，影響後代的素質與社會秩序。
然而，到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，這種理念逐漸演變成更加極端的「優生學」（Eugenics）。一些國家以政府力量推動所謂「改善人類品質」的政策，藉由強制絕育、限制婚配及選擇性繁殖等手段，企圖塑造理想族群，最終卻留下人類歷史上一段沉痛而黑暗的篇章，也警示世人：當國家權力介入人類繁殖時，往往可能對個人自由與人性尊嚴造成深遠的傷害。
現代生殖醫學真正揭開新紀元，始於1978年英國第一位試管嬰兒露易絲．布朗（Louise Brown）的誕生。她是全球第一位經由體外受精（In Vitro Fertilization，IVF）技術成功出生的嬰兒，這項突破性的成就，也使英國生理學家羅伯特．愛德華茲（Robert Edwards）榮獲201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。
在當時，IVF曾引發廣泛的社會爭議，許多人擔心所謂「試管嬰兒」是否安全，甚至懷疑其健康與生育能力。直到1999年，露易絲．布朗自然生下自己健康的孩子後，社會大眾的疑慮才逐漸消除。時至今日，IVF已成為治療不孕症的重要醫療技術，在美國約占所有新生兒出生數的2%，全球更已有超過八百萬名試管嬰兒平安誕生。
然而，與一般大眾的想像不同，目前的醫療科技並非真正能夠「從無到有設計」一個嬰兒，而是在一次體外受精（IVF）療程所產生的多個胚胎中，篩選出最適合植入子宮的胚胎。
目前最重要的技術是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（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，PGT）。藉由此項檢測，醫師可以辨識並選擇未攜帶特定遺傳疾病的胚胎，包括單一基因遺傳疾病（PGT-M）、染色體數目異常（PGT-A），以及染色體結構重組異常（PGT-SR）。
此外，全基因體定序（Whole-Genome Sequencing，WGS）已能在一次檢測中分析胚胎全部基因體的遺傳資訊，對於與疾病相關的重要基因位點，其準確率已超過百分之九十九。現階段臨床實務仍以孕前擴大帶因者篩檢（Expanded Carrier Screening）為基礎，對具有遺傳疾病高風險的夫妻，再配合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，以降低下一代罹患遺傳疾病的機率。
展望未來，多項新興生殖科技正持續突破現有的限制，雖然前景令人期待，但仍面臨許多科學、倫理與法規上的挑戰。
第一，多基因風險篩檢（Polygenic Screening）。
此技術利用許多基因共同計算多基因風險分數（Polygenic Risk Score），評估身高、智力、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等受多個基因共同影響的複雜性狀。目前雖已有商業化服務，但臨床證據仍不足，尚未被醫學界建議作為常規檢測。
第二，生殖系基因編輯（Germline Gene Editing）。
利用CRISPR-Cas9等基因編輯工具，理論上可以直接修正胚胎中的致病基因。然而，此項技術目前仍停留於研究階段，國際醫學界普遍認為，在安全性、有效性及倫理問題尚未充分釐清之前，不應將其應用於人類臨床治療。
第三，粒線體置換療法（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herapy，MRT）。
英國與澳洲已在特定條件下有限度批准此項技術，其原理是以健康捐贈者的粒線體取代母親受損的粒線體DNA，以避免下一代罹患嚴重的粒線體代謝疾病。儘管如此，對於可能造成的表觀遺傳變化及長期安全性，目前仍存在不少疑慮，因此許多專家主張應審慎推動。
第四，體外配子生成（In Vitro Gametogenesis，IVG）。
此技術利用誘導型多功能幹細胞（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，iPSC），在實驗室中培養出卵子或精子。理論上，未來夫妻可由此產生數十甚至數百個胚胎，再從中挑選最符合條件者植入子宮，這將大幅改變胚胎篩選的規模與方式。然而，由於安全性、技術成熟度及法規管理等重大問題仍未解決，距離真正應用於人類臨床，預計仍需數十年的努力。